讀賓四《中國經濟史》大致是除晉南地區西周史外最不舒服的一部了。在文本中尋求不牴牾而發揮。於有清且算先進。而隨新材料、新思想發展，歷史之求真是否止步於文獻自洽而想象，是否止步於思想史而遊戲于與死人對話？
這種不舒服也許來自「聽其言而觀其行」的樸素。譬如：
「但北魏有時視民情的需要，亦有特別的措施。如太武帝拓跋煮延和三年（公元434年）時，曾經下詔說：“頻年屢徵，有事西北。運輸之役,百姓勤勞，廢失農業，遭罹水旱，致使生民貧富不均，未得家給人足,或有寒窮不能自贍者。其令州郡縣隱括貧富，以爲三級。其富者租賦如常，中者（中等人家）復二年，下窮者復三年。”
此處即照顧到貧窮農戶，中貧者可免繳兩年的租調，下貧者則免三年,亦是北魏政府對人民的一種善政。」
未（當然當下也不可能）採訪政策實施對象「其富者」「中者」「下窮者」的前提下，是否可以下這樣「北魏政府對人民的一種善政」的結論？我們能想象到現代媒體採訪不同政治利益團體以及民眾可能得到如何紛繁、荒謬之回答。